同为革命后代
——邓子恢、林伯渠孩子“调包”记
长征出发前，中央决定林伯渠参加长征，邓子恢回闽西开展游击战争。革命者为国舍小家，邓子恢忍痛将出生才3天的儿子及林伯渠、范乐春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的堂姐家。养母无法同时哺育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忍痛将其中的一个孩子（取名赖平亚）送给人抚养，取名范宜德的孩子留在身边继续抚养。范宜德9岁时进学堂，学费是一担谷子——这是他全家半年的口粮！11岁那年，养父病逝，养母无力供范宜德继续上学，便送他进了一家伞厂学艺。被“调包”的哥哥赖平亚，由一家贫苦农民收养，历尽艰辛还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
1949年9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十分思念在江西突围中负伤被捕、后壮烈牺牲的爱妻黄秀香。他们的儿子寄养在会昌老百姓家中，不知是否还在人间。1950年初，邓子恢终于提起笔，给驻扎在赣州的老乡陈仁麒将军写信，请陈将军寻找他以及林伯渠失散在会昌多年的儿子。一个月后，一部吉普车风尘仆仆地把赖平亚、范宜德送到武汉邓子恢家。邓子恢和夫人陈兰喜出望外。
邓子恢马上电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大喜，马上请邓子恢将儿子范宜德送到北京。陈兰觉察到范宜德长得很像邓子恢，提出能否先化验一下两个孩子的血型，再送北京。但是，邓子恢觉得林老子女少，不愿将腿有残疾的赖平亚送给林伯渠，于是对陈兰说：“孩子不是私有财产，是革命的后代呀！”陈兰也同意了。
1950年春，范宜德被送到北京，刚进家门，林伯渠立即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十分激动。邓子恢给赖平亚改名为邓苏生，意为出生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林伯渠给范宜德改名为林秉苏，意为秉承苏区精神。不久，林秉苏进入北京101中学读书。1953年，邓子恢奉调中央，邓苏生也进入北京101中学读书，同林秉苏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俩都在中央领导的食堂就餐。随着年龄的增大，秉苏越长越像邓子恢，而苏生却越长越像范乐春。领导同志纷纷对邓子恢说孩子准是在会昌调包了！邓子恢却笑着说：“没错没错，都一样嘛！”
中央办公厅对此很重视，专门派人前往会昌调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孩子们的养母为了安慰堂妹范乐春烈士的在天之灵，故意把范宜德说成是林伯渠的儿子。对此，邓子恢、林伯渠都认为，共产党人的子女，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姓名只是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
一棵青松一绺红绳标忠骨
——林瑞笙牺牲自己救战友
1934年7月，原湘鄂赣省委书记林瑞笙奉调回中央工作。由于前往中央苏区的路途艰险，林瑞笙年底到达湘赣苏区时，中央红军早已出发长征，遂奉命留萍乡大安里指导萍乡县委工作。
1935年春，国民党萍乡“保安团”四五百人枪“围剿”大安里。为保存有生力量，3月中，县委向宜春古庙一带转移，4月初到达万龙山。
一天傍晚，大雾迷漫，县委在白术坳搭棚驻扎。由于连日劳累，同志们倒头便睡。第二天天微亮，林瑞笙叫醒大家，布好岗哨，然后带领彭余庆、陈国智及两名警卫员，外出掘竹笋、挖蕨芽，为大家准备早餐。大约个把钟头后，忽听驻地枪声四起。林瑞笙立即拔出手枪，命令彭余庆等绕道登上驻地两侧高地，包抄敌人，自己则带领警卫员从正面扑向敌人。
林瑞笙进入阵地时，发现游击队正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情况非常危急。他当机立断，绕道抄敌后路。随之，登上两侧高地的战士们也开火了。突然四面受伏，敌人一时晕头转向，惊惶失措。林瑞笙乘机下令撤退。这时，敌人怀疑游击队援军赶到，赶快掉转枪口向林瑞笙方向疯狂扫射。当他们发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计”时，县委和游击队早已转移。这时，正面吸引敌人火力的林瑞笙和两名警卫员，却被重重包围。他们凭借有利地形和一块巨石作掩护，不断射杀敌人。不多时，两名警卫员先后牺牲。林瑞笙悲痛欲绝，旋即纵身跃上巨石，用枪口对准敌人。下午，敌人开走了，彭余庆、陈国智返回阵地，发现林瑞笙已经牺牲，二人伏尸痛哭，随后将其安葬。彭余庆特意在棺内留下一绺红色毛绳为记号，又在墓前植下一棵松树，以便日后寻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余庆带领林家后辈在白术坳找到了林瑞笙的坟墓，并亲手掘寻忠骨。当一绺红色毛绳显现在眼前时，他不禁潸然泪下，哽噎着呼喊：“林瑞笙同志！林瑞笙同志！……”后来他们把烈士遗骨安葬在烈土家乡芦溪县林家坊村，供后人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