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切交给党
——董振堂为革命不留私产
1931年12月14日，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的领导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红军。随后，董振堂被任命为改编后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从此，董振堂成为红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人党后，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一天，他对第十三军政治委员何长工说：“何政委，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把它拿出来全部分给战士吧！”何长工劝他说:“你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给你家老人养老？”
董振堂坚持说:“那我就全部交党费！”
何长工解释说:“你是个新党员，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一部分给老人吧！把三分之二交掉，留三分之一。”
几次争来劝去，最后两人商定的结果是，董振堂同意留五分之一。大概是300块银元。就这300块银元，董振堂也原封不动地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块未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些来，给他们补养身体，一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300块银元。
这件事，何长工曾向毛泽东作过汇报，毛泽东也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何长工把毛泽东的话转告董振堂时，董振堂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就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腰缠万贯的乞丐
——刘启耀宁可讨饭不动公款
刘启耀，兴国县龙口乡睦埠村人，原来是撑竹排的工人，后来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上十分困难。刘启耀想尽各种办法节省革命经费。从1934年起，他坚持从家里带米到省苏维埃政府办公，节省公家伙食，支持革命战争。刘启耀回家背米，旁人风言风语，他老婆开始不理解，埋怨地说:“省苏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并不怪她，耐心地给她讲道理，终于使她明白了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道理。后来，刘启耀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里背米，老婆心疼他，就挑米去宁都探望。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根据组织安排，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作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管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一包金条！在一次血战突围中，刘启耀负伤，满身是血，不省人事。敌人清理战场时，从一具游击队员遗体中搜到一份中共党员证，上面写着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于是，敌军赶忙叫来随军记者当场拍照借以邀功请赏。不久，敌人的大小报纸大肆吹嘘“击毙了江西省苏主席刘启耀”。实际上牺牲的是刘启耀的同庚战友刘国龙。刘国龙为救受伤昏迷的刘启耀，将其推入死人堆中后拿着他的驳壳枪和证件去引开敌人，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深夜，刘启耀被寒风冻醒，找到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的褡裢系在腰间。沉甸甸的褡裢里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元。那是曾山和他们分手时，请他妥善保管的经费。伤愈后，他与游击队也失去了联系。在山民的帮助下，他穿着烂棉袄，戴顶破斗笠，肩背讨饭袋，手拿打狗棍，化装成乞丐，往湖南方向去追赶长征的主力红军。可是湘赣边境敌人岗哨林立，盘査甚严，他只好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山区漂泊流浪，过着乞丐的生活。令人敬佩的是这个“乞丐”腰缠万贯，却宁可讨米讨饭，忍饥挨冻，始终坚持不肯动用分毫公款。
刘启耀一边乞讨，一边找党组织。他几乎走遍了赣西南老苏区各个角落，秘密联络了老党员、老红军、老苏区干部数百人，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初，刘启耀在泰和县马家洲以办旅社为名，筹建了“旅宁同乡会”，接待过往失散红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刘启耀先后联络到原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宣传部长刘飞庭等1000多位失散的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1937年初，刘启耀和罗孟文、刘飞庭等在泰和马家洲组建了中共临时江西省委，刘启耀被选为临时省委书记。
在临时省委机关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当大家都为省委今后的办公经费发愁时，刘启耀撩开破衣烂衫，把一包金银倒在桌子上说:“这是我突围时保管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今后归临时省委支配。”大家都惊了，谁都没有想到刘启耀居然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刘启耀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